女大学生陷传销骗局:4次被警察带走未醒悟

　　于是，在一个夜晚，小雪骗自己的“家长”说，早上5点要去跑步，要到了钥匙，悄悄打开门。“那天也不知道自己怎么那么有劲，拿了那么多行李，还能翻墙。”

　　可惜的是，一共有16个人被“营救”出来，但还是有一个人得知实情后，又回去了。

　　小玉和小雪又到当地派出所报案。派出所将出租屋内的所有人带回来询问，希望大家拿出头目组织传销的证据，没想到没有一个人承认自己给头目交过钱。

　　小玉带着最后一点信心，向媒体求助。

　　现在的小玉，已经找到了一份工作，工资不高，但可以负担生活；小雪帮小姑做生意，每天忙得团团转。

　　“从传销组织刚出来的人，都面临着巨大的精神、生存压力，有交际障碍，似乎跟这个社会格格不入，但是我已经成功走出来了，如果以后有人需要我的帮助，我愿意竭尽全力。”小玉说。

　　传销组织最爱骗女大学生和准退伍兵

　　通过漫长的发展，从事传销的人发现，在各种关系中，只有情感关系最富有感染力，成功率也较高。而在当下中国的各种群体中，首选的就是女大学生群体和面临退伍的军人群体。

　　而在女大学生群体中，最让传销组织上心的，就是在校期间勤学苦思、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的校园精神领袖，因为她们在学校经营人脉就很成功。

　　作为小玉的上线，25岁的退伍军人周一凡也是被传销组织骗到东莞的。

　　周一凡吃过苦。他在新疆当过兵，以三等功的荣誉之身，光荣退伍。当他还在军营时，有战友接到一张寄自广东中山的明信片，上面虽然没有收件人姓名，但却留下了寄件人的电话号码，和一个女孩万般仰慕的少女情怀。

　　战友把明信片的事告诉了周一凡。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周一凡跟这个女孩建立了网络联系，很快，这个叫小娇的女孩就和他打得火热。女孩告诉他，她现在广东从事一项很有前景的事业，希望他退伍后速来和她共同开启人生。

　　当他到达中山时才发现，这项事业需要他投资，甚至需要花掉他全部的退伍费，这让他很犹豫。

　　几年后周一凡回想起来，除了那些一夜暴富的梦想和假想出来的人生荣耀外，让他下定决心的竟然是一件小事。

　　那天，正在犹豫不决的周一凡在十几个人共处一室的出租屋内暗守黑夜。连续几天，小娇一直为他洗脚。但那天晚上，由于生气，周一凡不小心错让一壶开水烫伤了脚，一只脚瞬间起了大泡。当时，小娇竟不顾一切用手摁住了大泡，任由里面的液体弄脏自己的手。

　　第二天，周一凡就去银行，把自己的退伍费全部取出。就在那家农业银行的大厅里，周一凡把钱交给了小娇，当了小娇的下线。

　　周一凡自此成为“小娇”变成“娇姐”道路上坚定的一枚棋子。不到3年，周一凡邀约了200多人，成功的有近60人。

　　在传销组织中，邀约成功与否，是能否顺利发展下线的最重要步骤，因为对邀约的重视，派生出多种“成功经验”。

　　除了面向小玉这类的女大学生群体外，另一种感情邀约方式主要针对周一凡这样面临退伍的军人。

　　传销组织中有现成的各地驻军的通讯联络地址，然后把一种印有风景的明信片群发寄往军营。明信片上内容各异，但都透露出一个信息，在南方上班的白领女孩，想和部队军人交往。“只要留下一个QQ号或其他联系方式，发一百个，有一个能回就是成功”。每年7月退伍军人返乡之前，明信片攻势都会加强。

　　还有一种方法，在QQ上以关键字“绿军装的梦”、“橄榄绿”一类的字眼寻找QQ好友，加对方好友，也能提高成功率。

　　传销组织还制作温馨的PPT，以一个女孩的口吻讲述些尽可能模棱两可的仰慕的话，配合女孩的照片、风景、卡通等形式，制成后传给已经上钩的“兵哥哥”。

　　这两种方式都是应对陌生人的，被称为B市场；而对熟人系统的，则称为A市场。有时候是两个市场单独做，有时候是结合起来一起做。不管是哪个市场，除了感情邀约外，还有招聘邀约的方式。

　　传销组织内部的反水人士介绍，一般在每年大学生毕业和退伍军人返乡之前，都会以各类人才网站或用人单位的名义，给寄出简历的求职者打电话。

　　传销组织往往谎称是东莞或其他城市当地最好的公司或是实际存在的某公司人事部，打通电话后一步一步让对方上钩。

　　传销组织内部流传着一整套的术语，比如，上下线关系中，下线管直接上线叫“老推”；对被骗来的人，都统称为“客户”；对那些不太好说动的客户，则称为“高端客户”。

　　传销为何屡打不绝

　　我国从1998年开始严打传销，在之后的十几年中，“打击传销”虽然在立法、政策和社会环境层面有了很大改进，但是传销仍然屡打不绝。

　　6月27日，中国青年报记者在广东东莞樟木头镇，随意走进樟木头火车站或镇中心商业繁茂区附近的肯德基、麦当劳这类餐厅，都可以发现传销者的身影。

　　其中一家肯德基餐厅中，至少有两组业务员在做工作。记者扮作顾客随意走近他们，发现一对正在写市场调研报告，而另一对正在吵架。一个女青年质问一个男青年为什么要交钱，那个男青年则激动地给予解释。

　　另一家肯德基餐厅，记者竟然发现小玉的熟人阿涛，曾经是退伍军人，正在对一个已经点过钱的女生发动攻势。记者留心听到他们的谈话，发现正像周一凡打动小玉是甩出银行卡一样，阿涛打动女孩的方法则是，说自己曾经有的坏毛病已经在这个组织中改掉了。那个女孩最后说，她虽然跟爸妈、同学、朋友要不到钱，但是可以跟叔叔要到。

　　城市中的公共场所，正在成为传销分子的外展地。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目前还是一个盲点。

　　传销人员在察觉自己上当后，不敢轻易离开组织，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对未来的茫然。

　　传销组织提倡同吃同住同劳动，甚至语言都有自己固定的一套行话，久而久之，这里就成了和时代脱轨的所谓的“世外桃源”，成了一个封闭的生活空间。而每天从事的也无非是重复、琐碎的骗人套路，并不能开阔视野、学习本领。社会理应关注到这类需求，开设公益性的“反传”机构。

　　最重要的是，基层工商、公安部门的执法难度也在加大。2009年刑法修正案明确规定，组织、领导传销，以拉人头和团队计酬形式进行传销活动的，才能判刑。也就是说，只有传销活动的领导者、组织者才能作为犯罪主体来打击，而对一般的参与传销人员只能采取行政处罚和教育相结合的形式。

　　在樟木头镇工商、公安部门，记者了解到，要惩办一个传销组织团伙，必须有30个人指认，还要有相关证据、证词。实际上，这一点传销成员早就利用“反侦察手段”规避了。实际上，“传销人员被带到派出所调查，不愿意承认自己交过钱的事情屡见不鲜。只有涉及刑事责任的案件，公安部门才能介入。”

　　樟木头镇工商部门有关人士也抱怨，每次他们端掉一个窝点后，也只能对其人员进行教育遣散，过几天，他们再租个房子，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又开始了。

　　我们真应该将“打传”变成一项系统工程，多部门合力，全社会动员，为“打传”提供一个干净明朗的外部空间，才能改变屡打不绝的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