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领导人们度假圣地--“夏都”北戴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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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yle="margin: 0px; font-size: 12px"> 北戴河合影：周恩来(右一 )黄敬(右二)韩文信(右三)陈毅(左二)邓颖超 (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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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yle="margin: 0px; font-size: 12px">     得知了山海关机场有飞机这一情况，晚上11点半钟，周恩来亲自打电话给叶群。据当事者记述，通话内容是这样的：周恩来问叶群说：“林副主席好不好呀？”叶群说：“林副主席很好。”周恩来问叶群知道不知道北戴河有专机。叶群说她不知道。叶群稍微顿了一下后，又改口对周恩来说：“有，有一架专机，是我儿子坐着来的。是他父亲说，如果明天天气好的话，他要上天转一转。”周恩来在电话里又问叶群：“是不是要去别的地方？”叶群回答周恩来说：“原来想去大连，这里的天气有些冷了。”周恩来说：“晚上飞行不安全。”叶群说：“我们晚上不飞，等明天早上或上午天气好了，再飞。”周恩来又说：“别飞了，不安全。一定要把气象情况掌握好。”接着，周恩来还说：“需要的话，我去北戴河看一看林彪同志。”周恩来提出要去北戴河，这一下子叶群慌了起来。她马上劝周恩来不要到北戴河来，说什么：“你到北戴河来，林彪就紧张，林彪会更不安。总之，总理不要来。”

　　当时周恩来说的这番话，并不是想稳住林彪、叶群，而是确实打算去北戴河，为此已经让杨德中准备飞机。周恩来已经想到林彪有外逃的可能，于是他要求立即准备两架飞机，并说“如果林彪要起飞，我到山海关机场去拦他。”

　　在这紧要的关头，周恩来还是想阻止这位党章上写着的“副统帅”、“接班人”走上绝路。对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演，周恩来在很大程度上并不以为然，这次是为维护党的利益和威信所采取的行动。

　　据李文普回忆说，周恩来总理打过电话后，林彪坐在沙发那里，他那张蜡白的脸变得更白了，他说：“今晚反正睡不着了，你准备一下东西，马上就走。”叶群也惊慌地说：“越快越好。”林彪命令一下，96号楼便开始忙了。大家都不知道为什么要走的这么慌张。

　　林彪一行强行开车离开96号楼，向北戴河海边冲去，直接上了256号飞机，强行离开山海关机场后，便走上了一条不归路。现在的96号楼，满目疮痍，破败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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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浴场“会见”群众

　　邓小平对北戴河海滨很熟悉，很有感情，他特别酷爱这里的大海。每年到达北戴河的当天，他都要下海，离去的那天，他还要下海。天再冷，浪再大，他都舍不得放弃。在浴场，小平同志喜欢与群众打成一片，上岸休息时经常向他们挥挥手，有时还要交谈上一会儿，给人们留下美好的回忆。1980年8月4日上午，小平同志在西山浴场畅游了近两个小时，上岸换好衣服后，小平同志与夫人卓琳以及女儿一起在浴场过道里休息。游人们知道邓小平在这里，都放慢了脚步，热切地向过道里张望，想看上一眼这位举国尊敬的领导人。似乎是看透了游客们的心思，邓小平示意卓琳往旁边坐坐，敞开游人的视线，这样就一下子拉近了党和国家领导与普通人民群众之间的距离。过了一会儿，小平同志走向浴场阳台，坐在藤椅上观赏海景。他不时地环顾一下周围的游人，发现很多人都在他坐的地方拍照，但距离太远了，有几个人似乎还想再走近一些。看到这种情况，他叫来警卫人员，让他们去请游人们过来拍一张合影，并亲自选了一个有台阶的地方，又请了一位当地的摄影师。大家上前就位，小平同志然后对摄影师提出一个要求：“大家都不挡住才好。”照完相，又嘱咐摄影师说：“合影要收工本费，每人一张照片。”参加这次合影的游人都是凑巧碰上的，大多是来自清华、北大的学生，也有一些工人、干部和解放军战士。小平同志的“会见”和言语让每个人都很激动，大家高兴地长时间鼓掌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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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戴河何去何从

　　1984年：北戴河18年中断办公后再度恢复

　　中共中央自1954年建立的北戴河暑期办公制度，持续到1965年夏天。这一年夏天国内经济状态大有好转，政治气氛却显得沉闷，尤其是在毛泽东提出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后，许多干部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不正常，交际大大减少。大多数电影和戏剧因被打上“封、资、修”的标签而被禁，这使海滨剧场也显得单调和冷清。北戴河海滨在“文化大革命”前的最后一个夏天，中央来的领导人已不多，预示着一场人为的风暴将会来临。

　　自1965年11月至1966年7月，毛泽东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有8个月住在南方不回北京，返京后直接在中南海领导运动，也不再来北戴河。在1966年，以中共中央发出的“五一六通知”为标志，“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随后中央机关内也卷起相互攻击、揭发和贴大字报的风潮，以致“当权派”们几乎人人自危。在这样一个夏季到来时，到北戴河避暑根本无从谈起。原来设立的暑期工作委员会也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到来而取消。北戴河的暑期办公制度就此中断了18年，然而此间中共中央在那里召开的诸多会议和留下的重大决策，却留在了史册之上，值得人们认真地反思……

　　上世纪70年代末，随着“文化大革命”被否定，大批曾受到冲击的老干部得到平反，中央和地方的疗养院又重新收归各个部门，过去的疗养制度又逐渐恢复。一些年事已高的中央负责人在夏天到北戴河半休养半办公，国内一些重要的政治活动、重要决策又开始和北戴河有关。

　　1983年为了整顿社会治安而进行“严打”的决定就出自北戴河。同年，当时的国务院领导到秦皇岛视察，说明暑期中共中央。国务院要在北戴河办公。从1984年开始，北戴河再次被称为中国的“夏都”，不仅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人夏季到此办公，包括中顾委的领导都来此办公休养。为适应形势发展，自70年代末，国务院也开始对外宾休养所陈旧的房屋设施进行改造，新建了一些二至三层的新式楼房，每逢假期，又能供越来越多的驻北京的他国外交人员在此休息。为了更好的适应改革开放的大发展，1987年将外交人员休养所正式更名为外交宾馆。

　　1983年邓小平到北戴河居住，于7月31日视察秦皇岛；1984年8月16日，邓小平在北戴河接见了诺贝尔奖获得者美籍物理学家丁肇中；1985年7月21日邓小平在北戴河会见了日本参议院院长木村睦男；同年8月1日，邓小平会见了日本公明党访华团，强调了改革开放是坚定不移的；1987年7月24日，邓小平在北戴河会见了14位对国家的科学技术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的自然科学技术工作者；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再次来到北戴河，这是他生命中最后一次来到这里，默默的告别大海

　　除邓小平外，其他很多中央领导人也在北戴河一边休养一边办公，尤其是整个90年代，北戴河的夏季都成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全国政协等单位在暑期办公的重要地点，很多领导人在炎热的夏季都在此一边办公一边游泳，处理了诸多重大事务。这些领导人有胡耀邦、杨尚昆、万里、张爱萍、田纪云、李鹏、谷牧、廖汉生、康克清、丁关根、温家宝等等，北戴河成为了夏季中共中央处理内政外交的办公场所，是名符其实的“夏都”。